如今，在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上，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登记数量已经超过11.4万家，而学科类的仅有九千多家。庞大的产业规模，带来了监管上的困难。
按规定，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主要由各地的体育、文化和科技部门来监管，但他们对这一领域的情况都没有教育局熟悉。
2024年12月上旬，厦门市思明区普罗国际琴行卷钱跑路。
据媒体报道，在一个月前的“双十一”，该琴行还在促销卖课，招收新学员。
这并非个例。2024年11月，篮球和羽毛球连锁培训机构花香盛世在北京的数十家门店一夜之间人去楼空；2024年8月，老牌国学培训机构秦汉胡同在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突然大规模闭店。
“双减”政策实施后，学科类培训机构大幅缩减，艺术、体育、科技等非学科类培训的发展受到政策鼓励。但随之而来的，是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跑路现象频频发生。
2024年11月27日，教育部在广州市召开全国校外培训行政执法工作现场会。会议明确，要严肃查处培训机构“退费难”“卷款跑路”“恶意闭店”等行为。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一系列监管政策要在非学科类校外培训领域真正落地，还有一段路要走。
非刚需、场效比低和负债运营
秦汉胡同的爆雷有些突然。
它已经营22年，截至2024年5月，在全国有近200家门店，在2023年还宣称实现营收6亿余元，拥有8万多个付费家庭。
2024年8月27日，秦汉胡同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如此解释大规模闭店的原因：扛过疫情三年频繁停课的压力，又面临着社会消费下行、市场环境复杂多变、成本与日俱增等问题。
同样是教培机构，为何非学科类的更容易爆雷？
教育行业研究咨询机构里畔商研合伙人葛文伟分析，对于重视学业成绩的家长来说，非学科培训不是刚需，如果他们遭遇降薪等财务压力，会选择保留孩子的学科类培训，砍掉非学科类培训。因此，非学科培训的市场波动更大。此外，从班级容量、场地需求等因素来看，学科类培训的盈利能力和场效比更高，如果本身还处于盈利状态，一般也不会跑路。
所谓场效比，周诚解释，比如在同一时间段内，一个1200平方米的网球场只能容纳4-6个孩子上课，而一间五六十平方米的教室能够容纳三四十名学生，虽然课程单价有区别，但学科类培训在学生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因而总体收益更高。
广州某知名高中的数学老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学科类培训机构除了标杆高，有一定实力和规模，商业信誉更好，也离不开教育局的严格监管，“有升学压力在，风险更大，否则容易扰乱正常的教育教学”。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刘林则指出，全国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数量是学科类的五十多倍，即使从这一角度来看，前者出问题的绝对数量也肯定远多于后者。
周诚在南方地区经营连锁篮球培训机构，在两个相邻的城市有三家门店。有15年从业经验的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内部因素来看，非学科机构跑路的核心原因在于预付费的经营模式。
“预收的学费其实是机构的负债，在课程完成后才属于营收。”周诚解释，之所以称为负债，是因为家长在支付学费时，培训机构还未提供课程。在完成全部课程前，机构如果无法履行合同约定，就需要返还对应课程的学费，相当于机构欠着家长钱。培训机构在不断售卖新课包，或找老学员续课，机构的负债就随之增加。
大型连锁校外培训机构往往更容易跑路。相比小机构，“它们的运营成本更高，如果某些店面运营出现资金周转困难，比如难以支付教师工资，那很快就会爆雷。”
审批监管分离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杨崇祺等人2023年7月在《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监管的问题及推进》一文中指出，“双减”以前，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监管一直处于“校外培训机构监管”这一总体进程中的“暗线”中，属于一种“连带式”“附带式”的监管。
教育部对此也曾公开解释，在“双减”前，大部分地区的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只需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即可开展培训经营活动，他们尚未完全掌握机构底数。
“双减”之后，针对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监管政策逐步健全。
2021年7月，国家规定区分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类别，并明确体育、文化艺术和科技类对应的主管部门，要求分类制定标准，严格审批。简单来说，体育类培训机构由当地教育局主管；艺术类由文旅局主管；科技类的由科技局主管。
但主管不等同于审批。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实际上，全国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审批权并不统一。比如，在有的地方，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许可证由教育行政部门颁发，但有的地方则由体育局颁发。
杨崇祺等人在前述文章中就指出，校外培训机构监管的基本原则是“谁审批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但非学科类的监管是按照文旅、体育、科技等主管部门分类管理，这就需要理顺审批和管理的关系。另外，如何做好日常管理与监管执法之间的衔接、合理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从而有效规避可能出现的管罚分离问题，也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案。
就厦门市思明区普罗国际琴行跑路事件，南方周末记者在2024年12月13日以家长身份咨询该市思明区教育局校外培训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方表示，跑路的这家普罗国际琴行没有经过他们审批，不在白名单之中。但他又表示，对这类机构的监管权在相应其他部门。此类情况由文旅局主管。
思明区文旅局则建议拨打12345热线，由他们统一派发。
所谓白名单，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各级教育部门应公布“黑名单”“白名单”，为家长选择合规机构提供依据。进入白名单的机构是经过当地教育部门认证的。只有这些机构有资格与学校合作，入校开展延时班的相关培训活动。
2021年10月，教育部会同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又印发了《关于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的通知》，提出银行托管和风险保证金两种监管预收费的方法。
关于收费问题，教育部发了数次文件。最新的规定是在2022年12月，教育部等十三部门发布《关于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其中强调，收费实行指定银行、专用账户、专款管理，一次性收取的课时费不得超过5000元。
前述厦门市思明区文旅局工作人员还表示，只有位列白名单中的机构才有监管，具体的监管包括资质审核和保证金，关于具体的保证金数额，“每家机构不一样”。
针对违规超额收取学费问题，当南方周末记者以家长身份电话咨询福建省教育厅的工作人员时，对方表示，“这是不符合规定的，你们可以举报”。对方还强调，他们对收费时限有所要求，只是大家都没有反应；有的机构还与家长私下达成一致。当问及是否会监管机构的日常收费情况，上述工作人员表示，这由机构自行上报。
“白名单、报备课时、第三方监管账户……这些监管政策的出发点很好，但缺乏强有力的执行力量或执法手段，落地很艰难。”葛文伟总结。
监管难点
周诚一家店面所在地的教育局从2022年开始要求他们办理教学许可证——对场地、人员资质、资金等方面有具体要求，比如场地的二次消防，教练员的资格证，外加10万元保证金。
教育部对于保证金额度的要求是，不低于培训机构收取的所有学员单个收费周期的费用总额，但现实情况中并非如此。周诚以自己所在区的篮球培训机构为例，不管场地规模和学员人数，区教育局所收的保证金额度相同——均为10万元。但他在相邻城市一个类似规模的门店，保证金为21万元。西南某市一位舞蹈机构的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的保证金高达50万元。
周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除了在区教育局申请办学许可证，当地的教育局和体育局并没有额外的监管或巡查。为避税，他的机构日常收费多半通过私下转账。他们目前在售的课包里也包含价值七千多元的年卡——这一数字超过教育部规定的交费限额。但他表示，办大额年卡在行业仍相当普遍。
上述西南地区舞蹈机构的负责人则表示，当地教育局每学期会检查，但主抓的是安全工作，“没有要求一次最多只能收多少钱，或最多能预售多久的课程”。
葛文伟解释，按规定，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主要由各地的体育、文化和科技部门来监管，但他们对这一领域的情况都没有教育局熟悉。针对学时、学费和第三方账户监管，都需要相关人手和技术配套，但在这些部门里，从事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监管的执法人数很少，编制有限。
与此同时，监管人员还缺乏行之有效的工具。以账户资金流为例，机构负责人可以开多个账户，甚至开私户，监管者很难通过查询账目得知机构所消耗的预存金额度。
从各地执行层面看，也无法要求机构将学费一定打到第三方账户，因为绝大多数培训机构处于负债经营状态，他们从第三方账户中具体按什么比例提取费用以维持运营，也缺乏标准。葛文伟了解到的情况是，有地区试行通过委托银行完成第三方监管，但绝大多数培训机构的收费不会进入监管账户。
另一个现实困难是，如今，在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上，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登记数量已经超过了11.4万家，而学科类的仅有九千多家。庞大的产业规模，也带来了监管上的困难。
鉴于种种原因，葛文伟说，监管往往变成运动式的，比如专项行动等。“常态化管理缺位，导致这些培训机构表面上有监管，实则处于监管盲区。”
厦门市思明区文旅局的工作人员建议通过校外培训家长端App来交费，这样便于监管。
“监管部门需要及时监测，提前预判，格外留意机构的高额收费行为。”周诚认为，监管部门应该尽量了解机构的运营状况，每月的完成课时数和课单价乘积是营收，场地租金和教练员工资等支出是成本，通过二者对比能够预测机构的财务状况。最起码确保机构每月营收能够覆盖成本。
更重要的是，真正落实收费时限的要求和保证金制度，如果有一定的保证金，在机构出现财务危机或爆雷后，能够将保证金赔付给消费者，他们不至于血本无归。
周诚以自己在2024年10月刚开业的这家球馆为例分析，目前共有五十多位学员，如果他现在跑路，考虑到已完成两个月的课程，监管账户里的10万元预存金赔付给家长，刚好能够弥补他们的损失。
刘林最后强调，机构自身应该看到市场风险，不要盲目扩张，更不应违规收费。过去“大课包”的经营方式既不合现在之规，也不符未来持续发展之道。
（应受访者要求，周诚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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