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外交政策》发布一篇评论文章，指出美国政府应当认清中国的优势，而不是一味反对。面对清洁能源的全球竞赛，美国频频通过加征关税来应对中国的快速崛起。然而，文章指出，这种做法非但不能遏制中国，反而可能使美国在绿色未来的道路上进一步落后。中国依靠政策支持、激烈的国内竞争和大规模投资，在太阳能、电动车、电池等关键领域实现了技术突破和成本优势。
与其一味指责中国“产能过剩”，美国政府更应正视中国企业的真实实力，借鉴其成功经验，加快自身清洁能源产业的建设和创新步伐。这不仅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更是全球技术竞争的必争之地。
原文如下：
随着新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一个充满绿色、富足的未来正逐渐成形，但这一前景仍然不确定。太阳能、电池和风能的成本迅速下降，不仅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可负担的解决方案，还改善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目前，真正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正在中国展开。而美国——尤其是在唐纳德·特朗普重返白宫的情况下——正面临被世界其他国家甩在身后的风险，眼看着他们纷纷告别化石燃料，迈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美国政府需要认识到，在全球短期至中期的去碳化过程中，离不开中国的生产能力和技术支持。如果对中国实施过度的关税，美国不仅无法减少对其的依赖，反而可能进一步落后，因为全球大多数国家正齐步迈向绿色革命。
特朗普政府将关税视为一刀切的产业政策工具，最近一轮甚至将对中国的关税提高至125%。但禁令和高关税并不能让美国摆脱依赖，反而会推高许多清洁能源领域中几乎无替代选择的中间产品成本。更严重的是，这些举措会抑制必要的竞争，而这种竞争正是推动美国企业技术进步的关键动力。
1964年臭名昭著的“鸡肉税”——对轻型卡车征收25%的关税，以报复欧洲对美鸡肉出口设置的限制——已是一记沉痛的警钟。美国汽车制造商躲入被保护的皮卡市场，最终退出了以轿车为主的国际市场。
要理解当下局势及应对之道，还需纠正人们对中国主导清洁技术的普遍误解。尽管华盛顿不少人将中国描绘为靠补贴“武器化”战略性产业的威胁，但事实远比这复杂得多。
中国企业之所以领先，是因为它们敢于大规模投入，并获得了政策的有力支持。它们勇敢进入市场、迅速扩大生产、持续降低成本、开发新技术、优化制造系统，最终在能源转型的关键领域脱颖而出，成为世界级竞争者。地方和中央政府的支持固然重要，但真正锤炼出这些赢家的，是中国国内残酷的竞争环境。
在太阳能、电池和电动车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使这些关键技术的成本出现惊人下降。2023年，全球领先的光伏企业晶澳科技决定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建设一座投资达400亿元的太阳能制造基地。中国车企比亚迪正在建设一座比旧金山还大的工业园区。如今，太阳能面板价格较五年前已下降一半以上；比亚迪的小型电动汽车“海鸥”售价不足一万美元。经历了多年激烈的价格战后，中国头部电动车企业正转向利润更高的定价策略。
尽管苹果放弃了造车计划，但曾被认为是“中国苹果”的小米，其首款电动车SU7获得了广泛好评，在中国的销量已超过特斯拉Model 3，累计交付超20万辆。福特CEO吉姆·法利对SU7喜爱有加，去年亲自将其运至芝加哥并驾驶了半年。
在清洁能源的各个领域，既有技术领先、竞争力强的企业，也有靠政府补贴维持的“僵尸企业”。但像比亚迪、小米、通威（光伏）、宁德时代（电池）、金风科技（风电）这些头部企业，靠的是技术、成本和规模优势，而不仅仅是补贴。
中国不仅是清洁技术的制造者，更是全球最大的应用者。2024年，中国新增光伏装机277吉瓦、风电79吉瓦——是美国去年总装机量（49吉瓦）的七倍多。中国电动车保有量超过全球总数的一半，国内新车中近一半为插电式车型。由于房地产投资下滑导致排放减少，中国可能在2024年已达碳排放峰值。2025年前两个月，中国火电量同比下降5.8%。
即便中国一块光伏板都不出口，这些问题也依然值得重视。中国是全球最大碳排放国，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但中国在绿色转型中的工业和技术进步，也正在影响全球。便宜的中国电动车被视为对欧美传统汽车产业的重大威胁，它们在电动化进程中远远落后。
更令人震惊的是比亚迪新推出的电池充电系统，号称只需五分钟即可充满电。虽然该技术的市场需求和配套设施建设的可行性仍有待验证，但它显示出中国企业已不再只是便宜的制造者，更是全球领先的创新者，正在推出引领世界的产品。
美国和欧盟担心对中国清洁技术的依赖，这种担忧不无道理。中国已经控制了清洁能源产业链中许多关键环节、原材料与生产技术，其出口产品的成本竞争力也让其他国家难以实现本地规模化发展。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面临艰难抉择，但得益于《通胀削减法案》（IRA），他们手中仍握有一张好牌。IRA通过税收减免、本地采购要求和其他财政支持，鼓励美国本土清洁能源的生产与部署，增强了相关领域的投资吸引力。
尽管部署速度进展缓慢，但美国新能源制造设施的投资已大幅增长。本土太阳能组件年产能已提升至52吉瓦（虽然太阳能电池片仍依赖进口），数百亿美元正在用于电池和电动车装配设施的建设。
推动IRA的背后有一套复杂的政治逻辑：项目落地可赢得选民支持，而企业及地方政府的投资也会让该法案难以被废除。
尽管民主党未能在2024年选举中取胜，但迹象表明共和党在众议院虽占多数，却未有意全面废除IRA。当然，特朗普和顾问埃隆·马斯克曾威胁冻结该法案的资金，但国会并未给予足够反对。即使IRA缩水，其部分内容仍可能继续推动美国的能源转型，而其他国家则可能进一步将美国甩在身后。
拜登政府时期对中国清洁能源产品的关税也在增加。这些关税主要基于三方面理由：一是保护美国新兴产业在形成规模前免受外部竞争；二是回应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三是提升供应链韧性，鼓励企业分散风险，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相比之下，特朗普的政策则显得模糊不清。关税的反复调整制造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使企业在政策不明朗的情况下不敢投资。这些史无前例的关税像是“移动靶”，连白宫本身似乎都未厘清其政策主旨。
更多的不确定性来自特朗普打算废除拜登政府的节能法规（他称之为“电动车强制令”）以及他一再扬言要撤销IRA。
美国不能再一味依赖威胁手段，华盛顿必须正视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用“产能过剩”“不公平贸易”“政府补贴”等标签来笼统指责，只会掩盖中国企业在很多领域已超越全球同行的事实。
真正应做的是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例如：中国的金融体系更愿意进行战略性、长期性的制造业投资；高自动化水平和机器人技术帮助企业控制成本与质量；而垂直整合的商业模式，如比亚迪的全链条自有体系，也极大压缩了成本。
与中国竞争，意味着必须建立美国自己的清洁技术能力，包括投资于美国仍具技术领先优势的下一代领域，如增强型地热能源。同时，美国也应效仿中国的策略，鼓励中资企业与美企合作，在关键技术领域设立合资工厂，帮助美企追赶技术前沿。
例如，IRA为美国清洁能源投资提供了良好环境，特别是在一些完全无法脱离中国技术、工艺与设备的电池制造领域。欧洲近期发布的经济竞争力报告也为思考国家安全与产业策略提供了良好模型，指出应在哪些领域发展本土产业、哪些可通过中国产业技术转移提升竞争力、哪些则应依赖进口。
尽管中国制造降低了全球清洁技术的成本，但这些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的普及仍需克服诸多障碍，才能实现初始投资并获得回报。在这个过程中，绿色软件和绿色金融将与太阳能工厂和锂矿一样重要。
美国真正有望在气候治理中扮演领导角色的，是软件与金融领域，它目前依然是全球领导者。未来将由清洁电力驱动，如何管理电力供需——如虚拟电厂技术——将依赖于灵活的算法，在不激怒用户的前提下，根据天气情况智能调节用电。
如今说华盛顿在学习中国搞民族主义产业政策，似乎已成为一种潮流。但我们必须看到，中国企业之所以能做出全球领先的产品，不是因为政府干预市场，而是因为它们在押注未来。
中国政府真正起作用的地方，是为转型提供了稳定的经济、政治和政策环境。而美国现在不仅在质疑能源转型本身及其政策，更在宏观政策层面制造不确定性，使得企业无法安心投资未来，只能将资源用于对冲来自华盛顿的政策波动。
资料来源：美国《外交政策》
本文链接：http://www.xihao.site/showinfo-1-73010.html外媒：特朗普关税挡不住中国清洁能源产业赢得未来
